明代自嘉靖到万历年问，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发达，有大批药物涌入我国市场。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兴旺，有关论著大批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人参传》在应用人参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反映出明代对人参从理论到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参传》记载：“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具薄。气之薄者，生辟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祛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檗佐人参。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痿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精而收耗气，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白飞霞云：人参炼膏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李言闻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对以人参为君的生脉散所做方解，以现代医药科学水平来衡量，应当认为是权威性的阐述。在《人参传》中还特别引用孙真人(孙思邈)对生脉散的特殊应用：“夏月服生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即生脉散配肾沥汤各三服，夏季服用，预防范围广泛，治疗效果极佳。在现代方剂专著中所载肾沥汤方有两个，一个来于孙思邈的《备急干金要方》，一个来于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写的《圣济总录》。根据李言闻在《人参传》中多次引用孙真人的论述，所言肾沥汤方当来自孙氏名著《备急干金要方》。该书第十九卷载肾沥汤方的组成、制法和适应症是：
    肾沥汤  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川芎、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为粗末，先煎羊肾，去肾入诸药，再煎，分三次服。治劳损，咳逆短气，四肢烦痛，腰背引痛，耳鸣，面色黧黯，心悸目眩，小便黄赤等症。
    本方中人参、五味子与生脉散组成相同，二方合用，实际上是加大了两味药的用量。其立意以补益为主，兼有祛风、活血、止痛之功用。所言“百痛不生”，以现代观点理解，两方合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预防夏季多种疾病的作用。这是李言闻十分推崇的孙思邈在应用生脉饮中的一个创造，对扩大和重用人参具有积极意义。
    李言闻对历史上名医名家应用人参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整理，颂扬良方，批驳谬误，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谓“李东垣亦言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三伏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教反谓发心痃之患。非也，痃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养正破坚积，岂有发痃之理?观张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节斋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耆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也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耆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谓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邪火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何以与甘草、苓、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三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冗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详审，则人参之可用可不用，思过半矣”。
李言闻引述应用人参各家之说，进行了详细比较、深入分析，阐发了辨证用药的正确观点。对恰当应用人参，不畏名医立论，力求完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与评价，这在辨证重用人参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发展，李言闻的功绩不可低估。惟李氏在提到医家姓名时，常名、号并称或名、姓互称，给阅读和理解上带来一定难度。为较好地体会李言闻的本意，对有关问题略加说明。
    首先，李言闻赞成李东垣的观点，批驳了雷教的错误，强调治“痃”的有效方法是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建中汤。王好古是元代名医，号海藏；王纶是明代官吏兼医家，号节斋。一个说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一个竞荒谬地称人参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此二人对人参应用价值的认识是错误的。接着，李言闻列举李东垣(名李呆，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名张机，东汉杰出医学家，后人尊称为“医圣”)、朱丹溪(又名朱震亨，元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三位权威关于应用人参的见解，进一步批驳了王好古、王纶的谬论。强调对李东垣、张仲景、朱丹溪各家应用人参的成就不能否定，“二王”视人参如蛇蝎的见解是错误的。继之，李言闻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关于人参“可用也”、“不可用也”的观点。之后，解释了张洁古(名张元素，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王纶等人的诸多见解，同时李氏以肯定的笔触，强调了“必用”人参的适应症。李言闻认为，经过周详地审视区分，什么情况下应用人参，什么情况下不用人参，需要通过全面思考、细致辨证后才能确定，不可偏执一说，更不可武断否定。
    李言闻综合明代以前各个名家应用人参的多种见解，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做出了定论，这是人参应用史上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而且，令人真切地体会到李言闻所强调指出的是人参的补益作用及其医疗疾病的重要地位。